中企对外投资:回归理性塑造新格局

日期:2018-03-05 14:47:41  浏览:  字体:   来源:云南网


  2017年,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于复杂,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形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逐步回归理性,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的品牌意识不断提升,更加重视本土化战略,为了防范风险,更倾向于“抱团出海”,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稳步推进且空间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2017年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也在于企业的参与度。2017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共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根据CCG调查,受访企业中73%的企业均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态度,有较高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出现了新特点与新趋势,也同样显现出一些新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部分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始向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一方倾斜:限制外包并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同时设立更为复杂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此外,部分东盟国家也开始针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沿线国家地域投资风险和国际大国间博弈政治风险系数高等问题,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针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遇到的问题,CCG研究认为,可以从政府、企业等多个层面加以解决。企业层面,需在经营管理模式、人才结构、市场化经营模式、薪酬体制等方面全方位提高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优势互补合作,中小企业协同“抱团出海”,尝试建立“海外产业园区”经营形式;进一步增强企业形象,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战略。政府层面,制定“一带一路”投资的总体规划,并据此制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指南;帮助企业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强化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人才专业知识能力与语言能力;政府部门和贸易促进机构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对特定国别风险、区域风险和全球风险进行评级和评估。建立健全“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关金融机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前行。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深入开展融资债券机制建设,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地方融资平台发展;努力培育非主权担保项目,创新性地开发和运用各类金融工具。

“走出去”企业合规性风险突出,国内外监管趋严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合规性隐忧开始逐渐显现 。2016年末,国家监管部门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支持正常的海外投资,加强投资真实性审核。此外,东道国严格的审查也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撤销量再刷新高,共计769宗,约8420亿美元。国内监管环境趋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放缓,同时境外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外国投资审查制度趋严,特别是敏感地区的敏感行业受到特别的关注,反垄断和审查制度聚焦中国国有企业。

  对企业而言,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政府来说,需加强对外投资立法,明确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和权利义务,规范海外投资市场的经营秩序;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创新合作方式,以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进展,为企业“走出去”在当地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中国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团队要主动踏出国门,到境外中国投资热点区域扩大业务,或积极投资并购当地律师事务所或设立分支机构;吸纳高素质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改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构成;律师行业协会设立对外投资专门委员会。

跨境电商初“出海”,海外发展困难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发展面临重大困难和挑战,相比传统贸易的严峻形势,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市场规模持续扩充,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蓝海,撬动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以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CCG认为,企业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健全供应链体系;多样化开通售后服务渠道,完善用户体验;电商平台加强商家审核,提高售后服务监督能力。政府方面需要把跨境电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短平快“抓手”,逐步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国家间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制定国家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经贸规则。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继续与相关国家建立健全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规则、条约的计划,引领建立健全国际间跨境电子商务国际合作机制;建立跨境电商监管区域与出境口岸之间的联动机制,优化通关流程与提高清关速度。

“走出去”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

  我国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自2010年起已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仍是亟须突破的瓶颈。

  CCG认为,企业方面需要加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抢占“ 制造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蓝海市场;依托高水平综合配套设施优势,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在品牌定位和理念上进行调整,树立全球化视野,推广优质产能,打造“世界品牌”。政府方面需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开展境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完善教育结构,助推制造业高端人才海外回流。

中国产业园区海外发展困难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合作区为“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经济、稳固的海外发展基地。但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共存,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企业需要打破封闭性发展模式,主动对接东道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寻求多元化融资模式、精细化园区招商;重视培养、吸收园区专业人才;重视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开放、包容地进行园区发展模式探索;尊重当地习俗,维护宗教和部族领袖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政府可通过建立产业合作及园区建设工作小组,协助企业积极对接东道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完善服务体系,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家牵头建设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的海外园区;加强人才培养,继续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搭建人才培养合作基地,进一步培养复合型“走出去”专业人才。

“走出去”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近年,中国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

  随着中小企业逐渐成为“走出去”主力军,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却逐渐成为阻碍中小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瓶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查显示,在受调查的300多家企业样本中,95%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缺乏;65%的企业因为信用问题,出现担保难、融资难。

  企业应健全公司财务制度,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总额,加大担保筹码;保持自觉性,依法建账,构建信用强企。政府应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机构。相关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汇率、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管理方案;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信用”“互联网+资金服务”的方式,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规避风险。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支撑平台,构建多元金融服务体系。(王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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