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劳务工作站。
来之前,他们从没想过,一个到大上海追梦的决定,让他们把家乡留在了身后,而在距怒江大峡谷280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还可以拥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家”。
这是两名傈僳族男孩在黄浦江畔追逐音乐梦的故事。
杨傈传、余勇所在乐队在酒吧驻唱。
晚8时20分,静安区一家热闹的酒吧里,一束光打在舞台上,身着傈僳族褂子的鼓手杨傈传慢慢抬起鼓槌,在他面前,是一架架子鼓。另一边,和他同样衣着的贝斯手余勇斜挎贝斯,左手按弦,右手持拨片,双目微闭,神情专注。吉他手李文强左手轻压尼龙线,率先奏响和弦,随之,贝斯的低音声、架子鼓的打击声与吉他和弦默契配合,前奏像流水一样溢出,漫过酒吧每个角落,三人的眼神,和旋律一样清澈。
歌声随后接入,主唱沙雪松极具穿透力的中音音色,瞬间填满了整个酒吧。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这首《成都》,一人、三种乐器的清爽配置,是酒吧里点唱率最高的歌,很多个夜晚,许多客人为它转身,制造出一个充满欢呼声的舞台。曾经,在其他城市每晚要赶三四个场子的他们,现在是这家酒吧的固定驻唱,每晚8时20分到次日凌晨1时的驻唱时间,让他们在赢得客人的同时,也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这是他们驻唱时间最长的酒吧,杨傈传说,这样的稳定,也让他们坚定了在大上海追逐音乐梦的决心。
来自福贡县的杨傈传、余勇与四川大凉山的沙雪松和江西的李文强是在“音乐江湖”认识的,8月,沙雪松对杨傈传说,他认识的一个在上海开酒吧的老板想招“既能唱流行歌曲,又能唱民族歌曲的歌手”。为音乐走南闯北的杨傈传一听,第一个念头便是拉上在县城玩音乐时认识的余勇。巧的是,学美声的余勇那时刚从省城一家艺术院校的音乐表演专业毕业,一心想“突破自己”的他,听到有机会到上海唱歌,没有任何犹豫便同意了。彼时,吉他手李文强也在上海追梦。四人虽是临时组合,但默契程度让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搭档了很久”。余勇至今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合练时的流畅,“几乎没怎么说话,更多时候都是靠眼神和感应。”
和很多小时候便被妈妈摁在琴凳上练琴的孩子不同,杨傈传走上音乐这条路纯属偶然。上小学时,有一天,从球场走过的他听到体育老师余利白在那里开心地唱着歌,尽管到现在也说不出那首歌的名字,但感受到“音乐让人快乐”的他,在心里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做跟音乐有关的事”的强烈念头。
余勇选择音乐路,完全受当教师的父亲的影响,“他经常在家里放摇滚乐,好听,带劲,我就想,长大了也要玩音乐,当明星,痛痛快快地唱。”因为这个念头,十多年后,余勇成为省城一所艺术院校音乐表演专业唱美声的学生。
爱上架子鼓的杨傈传,和一群同样爱着音乐的小城青年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每日泡在音乐里,被音乐滋养也靠在酒吧驻唱获取收入反哺音乐梦。然而,随着其他成员相继成家,尤其是疫情来袭,乐队宣布解散,他追梦的路戛然而止。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
劳务工作站成员与余勇(左一)、杨傈传(左二)闲聊,了解他们在上海工作、生活情况。
“只在小县城,是远远不够的。”杨傈传意识到,大概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都有一颗“去远方”的心。于是,他走出小县城,去了丽江,去了北京,去了广州,去了南京,认识了一群同样怀揣音乐梦的年轻人,在酒吧做驻唱歌手,他本人担任鼓手。“待遇也还行,就是不稳定,总感觉不踏实。”直到8月,沙雪松的话,让他动了来上海继续音乐梦的念头。而余勇也“很想来上海”,于是两人简单收拾行囊,就来了。
到上海后的四人,每周一、二白天排练,晚上走路或骑共享单车赶去静安区的酒吧驻唱,280分钟里,有40分钟是余勇的专场。一个晚上下来,不算客人点歌的提成,每人能有400元收入。
“排练、演出都很辛苦,老板对细节抠得也很严,但目前已经是很好很稳定的状态。”时隔3个多月,杨傈传和余勇仍清楚记得,初到上海那段时间,因为工资实行15日一结,住着酒吧提供的免费宿舍但几近身无分文的他们,只能3份外卖4人吃,“一到深夜,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没人埋怨,坚信“挺过去就会好”。
“我们真的很努力。”回忆那段经历,余勇说了很多遍这句话。
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维持着这种忙碌。逐渐地,驻唱效果越来越好,也开始有客人点歌,每人每周能有400元左右的点歌提成。添了炊具,吃上了自己做的饭,每天伙食费不到40元,生活与事业正在慢慢向好,俩人都觉得,追逐音乐的梦不能放弃。
酒吧里人气最旺的时候,他们也会“趁机”炫一首怒江的《傈僳酒歌》,充满民族特色的欢快旋律,加之余勇的“好声音”,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要是有云南来的客人就更带劲,会跟着我们一起唱,一起跳。”每有客人问起所唱内容,他们都会耐心解释,遇到意犹未尽的客人,他们也会顺势推介一把“秘境怒江 户外天堂”,希望更多客人“了解怒江,向往怒江,去看怒江”。
2021年上大二时,余勇还加入了县城一支名为“四仙马哈”的乐队,2022年,乐队录制了一张唱碟。明年,他们还准备录一张以傈僳族元素为主的唱碟,“把自己年轻的声音锁起来”。“希望以后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还能递上一张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音乐作品。”
酒吧老板和他们既是老板也是朋友,跟他们一起喝酒,谈笑聊天,慢慢地,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他们还结识了一些唱民谣的人,兴致高昂的时候,也会同台表演。
余勇的大学同学,有些通过考编当了音乐教师,有些去了培训机构,有些正为考教资做准备。尽管父母也希望他做个“有编”的人,但“想突破自己”的念头,让他终是辜负了这份期望。好在每次发工资,余勇绝大部分都转给了母亲,这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回报”,“一家五口人,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和妈妈在幼儿园做志愿者的收入,肯定不行,我这边除了生活开支,也没特别的支出。”
日子在每晚的驻唱中跟着旋律向前走。有天凌晨,演出结束后,两人骑电动车回宿舍,路上,杨傈传对余勇说:“听说浦东新区有个帮怒江人找工作、帮打工人维权的工作站,找时间一起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余勇说:“疯啦,我们又没有失业,也不需要维权,再说人家又不认识我们,去了会不会自讨没趣。”
或许是受想家的意念驱使,9月,通过高德地图导航,他们来到怒江州政府驻浦东新区劳务工作站,没想到受到热情接待,因为工作站“有空常来坐”的邀请,10月、11月,他们又各来了一次,“说不出为什么,就是累的时候很想来,一进门,看到大厅里展出的充满怒江元素的东西,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就感觉很亲切。大家坐下来聊聊天,回去后,感觉很长时间心里都是充实的,工作起来也不觉得累。”杨傈传说。
“终于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静下心,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陪自己,回到驻唱酒吧后,做自己想做的事。”余勇搭话来。
他们说,他们都有个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在上海有一家属于自己的演艺厅,大厅里展着怒江的农产品和文创产品,里面熙来攘往,而他们,或乐此不疲地向客人推介,或站在舞台中央,来一首傈僳酒歌,邀约客人嗨一场达比亚舞。“在外闯荡,背后有亲人的期盼,前方有劳务工作站这个‘娘家人’打气,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入夜,喧嚣了一天的大上海灯火阑珊,而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整一整褂子,清一清略显疲惫的嗓子,从《成都》到《傈僳酒歌》,熟悉的旋律,在霓虹闪烁的酒吧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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