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至12月2日每晚8时20分，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拍摄的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在云南卫视、新媒体、全媒体推出，起底“围猎”现象，解析“围猎”机理，揭开温情面纱下的真实面目。
“围猎”一词，本意是从四面合围起来捕捉动物，在反腐败斗争中，是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就是由于没有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些不法分子是如何挖空心思“围猎”领导干部的?“围猎”之下，有的领导干部为何会“败下阵来”?如何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专题片中，“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以惨痛教训“现身说法”，令人警醒。
“我们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一个不法商人的话暴露了“围猎”者的真实面目
专题片第一集披露了重庆商人程绪库“围猎”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的过程——
通过朋友介绍，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此后，每每得知周凯要回到成都家中，程绪库就提前去机场接他，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关系。
此后，两人就像“谈恋爱”一般开始相互试探：程绪库第一次送礼，送的是一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还给了他。虽然送礼未成，程绪库却意识到：“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两人成长经历类似，有共同爱好，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建立起来。“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说。
然而在专题片中，程绪库暴露了真实目的：“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观察他、了解他，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讨好他，花很多的钱，哪怕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这就是一个‘投资’，这个‘投资’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情。”
程绪库赤裸裸地说：“在我们眼中，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没有谁从一开始会说，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所以跟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
据专题片透露，认识周凯3年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也没有想到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利益，“他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害怕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重金辅助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周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
“围猎”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
什么样的对象最好“围猎”?对此，“围猎”者程绪库有一番“高见”：“一是行事作风很霸道，如果一个领导在单位按照规矩规则办事，我们没有‘围猎’的机会，他行事作风霸道，才可以去突破一些规矩规则。另一个是喜欢追求奢侈生活，有很多爱好，他的爱好超出他自身的经济能力。这样的领导，是我们喜欢去‘围猎’，喜欢去攻陷的。”
作风霸道、生活奢侈、毫无节制，程绪库正是照这样的“标准”，瞄准自己的“围猎”目标。
这只是第一步。在行贿者看来，第二步“抛撒诱饵”，是“围猎”三部曲——瞄准猎物、抛撒诱饵、猎而食之中最难的。它需要两个条件：行贿者需要乔装打扮;行贿者需要各式各样的行贿“工具”。
专题片讲述了不法商人甘健邑“围猎”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岗的过程——
平常见到刘岗，甘健邑总是点头哈腰，甘当小弟，但他觉得这还不够，又仔细研究刘岗的爱好。刘岗烟瘾大，他一到周末就拿四包烟来，在刘岗家花园里陪他聊天;刘岗忙于工作，家里关照比较少，他就天天过去帮忙，刘岗媳妇和孩子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一次，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甘健邑放了5万元钱在车上，刘岗收了，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而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中，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这些老板在我的帮助下发了财，在未来我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帮我……”
此后，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在未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违规将1.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这只是“抛撒诱饵”的伎俩之一。在专题片中，女商人何清帆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响牌”：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为自己营造气势，向肖为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围猎”目的。
“‘围猎’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以‘朋友’之名违规吃请送礼，以‘情谊’为遮羞布徇私帮忙，但掀开温情面纱，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围猎’者所图，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抛撒诱饵’的最终目的，是要‘猎而食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围猎”者与被“围猎”者的真实关系：从“拍马”“骑马”，到“打马”“落马”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在“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上演的“二人转”中，“利穷则散”的戏码频频上演。
张勇，云南省文山州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付加兴，云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两人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付加兴任文山州委常委、文山县委书记时，张勇在文山县驻昆明办事处任职，此后文山在北京建办事处，付加兴推荐张勇任办事处主任。那些年张勇生活贫困，回家看望父母的钱都是付加兴掏的。
张勇退休后，付加兴又主动带他做项目，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赚到“第一桶金”。事后，张勇拿出一半利润，送到付加兴面前。付加兴当时“内心很激动，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
张勇曾无数次在付加兴面前表白，称付加兴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的贵人，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付加兴给予的。付加兴也一直认为，张勇重义气，不会出卖自己，“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
然而，一旦面对即将承担的法律责任，所谓的“友谊”就变得不堪一击。
2018年，张勇被查，没过多久，付加兴就被张勇举报了。
张勇说，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我没有钱，他也帮我，到后期帮我，已经有了贪欲在里面，帮我的过程中他为自己谋利1400多万元。”
“我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我的好处，但我还是决定要供述他。”张勇说。他先是口头交代了自己和付加兴的犯罪事实，第二天又配合纪委同志做了笔录，“既然要交代，就彻彻底底地把它说清楚，做了笔录之后，整个人就轻松了。”
身陷囹圄之后，付加兴说：“不管他说得多甜言蜜语，喊你爹妈，喊你大爷，喊你恩人，你都不要当真，我就是当真了。”他也意识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自己的错。”
专题片中，云南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强用“拍马”“骑马”“打马”“落马”，来概括“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之间关系地位的转变，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他对我无微不至，表现得像个忠实的家奴，这是“拍马”;博得我的信任后，他开始在外面“骑马”，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甚至说想要当官找他;到了后期，他也穷困潦倒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就要挟我们跟我们要钱，这是“打马”;最终正是他致使我“落马”。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能不能防得住‘围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被‘围猎’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庄德水说，穿名牌、坐豪车、住豪宅，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到最后人还是空虚的。能够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人的内心才是充实的。党员干部首先还是要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
对巨额行贿、多次行贿严肃处置，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
行贿与受贿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必须坚决清除。
云南在打击行贿受贿问题上不遮掩、不避丑，出台了《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纪检监察宣传与审查调查工作实行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强重大典型案例宣传工作办法》，对重大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充分发挥震慑作用。曲靖市公安局技侦支队原副支队长方宇，昆明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昌宏，为谋取提拔不惜行贿，且涉及其他问题，均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发生。
近年来，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提交省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研究审议，并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特别是对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云南省纪委监委还联合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梳理云南省追赃和追缴不正当利益工作情况，明确追缴条件、程序、范围和责任，合理运用纪检监察建议等手段，既推动追缴行贿人财产性不当得利，也追缴政治待遇、职务晋升、资格资质、荣誉奖励等附带性利益。
据了解，一些地方还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韩亚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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